谁有权力设立黑名单？

随着社会对诚信问题的日益重视，近几年“黑名单”制度被广泛运用于互联网金融、证券投资、银行信贷、食品药品安全、航空运输、法院执行等多个领域。各行各业设立那么多黑名单，那么黑名单的价值究竟几何？为了防止黑名单被随意滥设滥用，究竟谁有权能设立黑名单？又有谁来对黑名单使用时进行管理监督？

对此，《法制晚报》邀请两位法学专家从两个维度进行剖析。

谁能制定“黑名单”？公权不能随意扩大

现在生活中的“黑名单”实际上有两种。一种是根据法律法规相关条文，由政府等公权力机构负责的名单。

另一种则是民事主体（包括个人、企业等）自行制定的拒绝交往、交易对象的名单，如航空公司拒绝搭载的乘客的名单，或一个俱乐部拒绝特定种类的人员加入。这主要体现的是民事主体对自我利益的保护。

为方便起见，可姑且称之为“公权黑名单”和“私权黑名单”。

公权黑名单实际上体现的是将试错成本的内在化，做到“前车之覆，后车之鉴”。如公司法规定：担任破产清算的企业的董事或者厂长、经理，对该企业的破产负有个人责任的，自该企业破产清算完结之日起未逾三年，不得担任公司的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。

再比如，不少西方国家规定对儿童有性犯罪记录的人迁入一社区时，必须在其家门口做出相关警示。通过让附近儿童及其家长知道此人“上了黑名单”，来保护他们的权益。

故而，公权黑名单要防滥用，首要的原则是严格遵守法律的界定范围，不能随意扩大之，否则就会损害相应个体在执业等方面的自由。被列入黑名单的一般标准和特定人被确认进入黑名单的具体流程，也应该明确，甚至最好有具体的动态名单。被列入黑名单者也有权通过行政复议、起诉等救济权利。

私权黑名单反映的是民事主体（包括个人、企业等）自身的好恶，所以认定标准可以更为宽松和自由。上了黑名单者不一定以违反法律法规为前提。但为了公平起见，也应当尽到对上黑名单者的告知义务。例如对于“禁止加入”型的黑名单，民事主体应当明确相应的标准，免得上黑名单者白费力气。对于“拒绝交往”型的黑名单，则民事主体应当告知当事人。由于这是民事主体自定自用的名单，所以一般也不必公开。

谁能管理“黑名单”？制度产生伴随权力

“黑名单”制度的产生伴随着权力，作为微观权力场域中的一种有效的监督和管理方式。在运用“黑名单”制度的过程中，如果不对权力进行限制，将极有可能出现权力滥用的现象，最终伤及市场主体的利益。然而，对该项制度也应从法律层面进一步完善。笔者认为，当前在运用“黑名单”制度时应该注意以下四个方面——

1、严格审查 

尽管“黑名单”可以有效地推进社会诚信机制的建立，但对于被纳入“黑名单”的市场主体而言会对其名誉造成严重的损害。因此，只有对社会影响较为恶劣的行为才能适用“黑名单”制度。同时，“黑名单”的标准应该由政府有关部门进行严格审查，而不应由行业协会、企业等自行制定，以免造成严重的后果。

2、以法为据

目前制定“黑名单”的主体以行政机关为主，这属于处罚性的具体行政行为，需要有相关法律作为依据。然而，目前我国对于“黑名单”的制定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，多数为规范性文件，立法层级较低。这为权力的滥用提供了空间。

3、可以撤销

在发布“黑名单”之后，不能就此而终结，还应根据市场主体的实际情况对其撤销除名。通过建立健全通畅的“黑名单”撤销制度，对于确实已纠正违法行为、诚信状况良好的市场主体，应该从“黑名单”上清理除名。

4、可以申诉

无论是行政机关、行业协会抑或企业组织在确立“黑名单”时，均应对被纳入“黑名单”的主体告知，并为其提供申诉、申辩、复议、诉讼等救济权利，只有完善权利救济机制才能有效地防止权力滥用。

（原文原载于2015年4月8日《法制晚报》）